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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半脱钩与贸易战的持久化
美式冷战思维决定“半脱钩”状态
大阪G20推动“半脱钩”谈判进程与制度化   
“联欧主义”为半脱钩架构提供制衡支点
四、西方缺失的集体焦虑与半脱钩架构的不稳定性
五、新冠疫情对美式天下与中美关系的破坏性重构  
六、半脱钩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愿景

引言：半脱钩与贸易战的持久化

当前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诸多讨论意见集中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强调现阶段还不具备
体系化对抗的能力，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恶化及脱钩进程的加速并不以中国单方面
的妥协退让为转移。2020年初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未能解决中美关系深层
次的权力与利益之争，且受到新冠疫情相关影响的对冲作用，使得特朗普执政连续
性预期、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以及中美关系的长期愿景均出现了更复杂的风险性
和不确定性。关于中美关系可控性的判断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中美关系不可能回
到过去也是基本事实。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宏观定性与战略应对，需要一种介乎“完
全脱钩”与“完全依附”之间的中间性概念，“半脱钩”理论即提供这样一种概念
建构的尝试。美国战略智库亦对中美关系有“部分脱钩”的构想及论证，典型体现
是2019年11月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NBR）发布中美关系专项报告《部分“脱钩”：
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新战略》，作者是查尔斯布斯塔尼和范亚伦。这份报告代表了
美国战略智库立场中的一种较为中间性的理性声音，既不同于传统的“接触主义”
乐观论调，也不同于冷战鹰派的极端论调。我们提出的“半脱钩”是独立的战略与
学术思考的结果，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及中美关系客观现状出发进行的理性判断，与
这份报告之立场存在契合性。中美双方都需要日益理解和适应这样一个未充分理性
化和制度化的长期过渡状态，并据此检讨和重构相互间的权力及利益策略。

“半脱钩”不是一种建构性事实，而是对中美贸易战下中美关系基本状态及其长期
趋势的事实性判断与概括。半脱钩不是要跟美国完全脱钩，而是美国通过一系列的
贸易关税、技术禁令和学术交流禁令主动寻求与中国脱钩，并且通过脱钩的极限压
力测试来看美国经济和美国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完全摆脱中国市场。脱钩的尝试
和压力主要来自于美方，根源于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我们则一直对全球化
进行依赖、追随、模仿并获取其利益。美国认为这种“中国获利”模式必须终结，
新的经贸关系必须确保显著的美国利益，否则就是不公平贸易。  
        
我们思考的宏观方向是基于“半脱钩”的基本事实，认识到即便中美达成暂时性贸
易协议，都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美国接纳中国进入它的全球化体系的固有框架，回不
到过去。这个时候要稳健地维持“半脱钩”状态下的接触政策，要严肃面对中美平
行体系的逐步形成和有限接触原则的战略机动性。中美必然会走向平行体系，不管
愿意不愿意，不管强调中国有什么弱点，如何示弱都无法摆脱中美走向平行体系。
平行体系不仅来自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来自于从20到21世纪全球化力量板块
和产业转移客观的结果。平行体系不是美苏冷战的翻版，但却带有冷战的因素和风
险。因此必须要强调对脱钩趋势不要恐惧也不要主动追求，更要明白与美国脱钩和
与世界脱钩是两个概念。中国要想将来翻身，要想走出自己的全球化道路，要与美
国合作，更要与非美世界合作，不仅仅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也包含了
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以便联合最大多数力量共同维护和推动21世纪全球化秩序
的良性演变。所以“半脱钩主义”是一种软脱钩，一种接触主义政策，寻求与非美
世界更强有力的全球化关联，这样才能增强中国经济技术和体系性的安全。与美国
保持接触，与非美世界加强全球化关联，是“半脱钩主义”的战略精髓。在新冠疫
情挑战及西方缺失的集体焦虑下，“半脱钩”历史进程加速进行，中国需要从战略
及体制上加以严肃判断及风险应对。     

美式冷战思维决定“半脱钩”状态

2018年国庆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堪称“新铁幕演说”的冷战宣言，指责中
国对美国主导权、价值观甚至国内民主政治的全面挑战和破坏。这意味着中美贸易
战已经突破“贸易”的表层，抵达了具有自我实现功能的“修昔底德陷阱”。著名
战略学家约瑟夫奈近期警告美国强硬对华立场可能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自我实
现，如今，这一警告正在成为现实。尽管美国是多元化的社会，有着三权分立的宪
制架构，有着独立的公民社会及公共舆论，但中国的决定性崛起以及美国特朗普主
义的精巧运作，已经成功激发了潜藏在美国朝野的共同焦虑和恐惧。对未来的共同
恐惧使美国“友华派”集体失语和失势，使“新冷战派”空前得势。因为“新冷战”
能够充分慰藉美国人的内心恐惧。无论彭斯的新冷战修辞如何机巧，都无法掩藏美
国社会对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深刻忧惧。 
 
许多分析家均认为这只是11月中期选举前的“选举语言”，是短期化的功利性政治
造势。这种理解至多只道出了一半真相，甚至只是表象，而未能看到中美新冷战已
经拉开帷幕，美国在心理上和战略上已经基本完成动员和部署。中美长线的世界权
力竞争已经刺破了改革开放40年间脆弱维系的所谓“蜜月期”。其实，这种蜜月关
系不过是以中美实力的绝对差距、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利润保证以及美国规训中国民
主转型的乐观预期为前提的。如今，中美比肩而立，贸易逆差拉大，民主转型无期，
蜜月关系也就难以为继了。彭斯盛赞邓小平的政策路线，扬言新时代的“改革开放”
已被掏空，这或许能够赢得国内改革自由派的击节喝彩，但其实也折射出美国的幽
怨情绪，抱怨中国跳脱“韬光养晦”路线，改行“并立竞争”路线。

然而，世界历史不会因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幽怨情绪而转移，新时代有新时代的
哲学、秩序与理想图景，改革开放40年只是中国整体复兴的一个初步阶段，而绝不
可能永久束缚中国在文化与制度上真正的自主性建构。

彭斯所代表的美国幽怨表明美国对中国民主规训与全球化整合的失败。事实上，如
果放宽历史的视野，美国对中国的全球化规训失败不是个案，在20世纪至少还包括
苏联对中国的类似规训。中国革命之成功，与列宁主义对国共两党的共同规训密不
可分，“党国体制”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方法来自苏联。然而，国民党有着“民族主
义”内核以及对“自由民主”的弱式认同，列宁主义的规训程度并不深，甚至在国
民党内部存在着“三民主义为体，列宁主义为用”的教义辩证法。国民党的“党国”
内含着从“训政”向“宪政”的转型契机和动力。即便是中国共产党，也存在“本
土派”与“教义派”的长期路线斗争。毛泽东传统战胜王明传统，意味着中国社会
主义路线的自主性与实践理性得到确立。中苏最终决裂以及中美和解，与毛泽东的
民族主义性格、世界主义视野及对中国革命历史意义的独特理解有关。对中共的分
析常常因为聚焦于意识形态而失焦失准，原因是政治意识形态背后还有着中国深厚
的传统文化及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无论是苏式规训，还是美式规训，都轻易
忽略了中国文化背景及中国共产党伦理政治使命中的文明密码。不能真正从文化平
等的逻辑上尊重东方传统及其价值观，抱残守缺地坚持“文明与野蛮”二分法，是
西方之“东方主义”及其终极失败的文明论根源。

冷战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平行世界”，但这不是绝对割裂的世界，而是共享着相同
时间与空间但在意识形态与制度模式上尖锐对立的世界体系。理解新冷战，可以从
旧冷战的基本经验中学习很多。二战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
麦卡锡主义，将世界进行了人为的政治划分与道德划分，原则上不容许“中间地带”
及模糊性连接机制的存在。这种严格的敌我区分源自西方的文明优越论及异教征服
观。

如今，新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禁止其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由
贸易协定。这种安排有着重大的冷战意涵：其一，以该协议作为范本推动美国逐一
与其他盟友建立“非WTO”的全球贸易体制安排，重建所谓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
体系；其二，新体系在技术标准与贸易规则上严格排除中国，将中国经济体重新建
构成2001年入世之前的孤立状态；其三，以更加严格的技术与制度封锁及高昂的加
入谈判门槛，逼迫中国完全放弃自身的发展道路及在全球治理秩序上的挑战行为。

这些高端封锁行为，从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及TPP协议中就能够看出端倪，特
朗普只是以更加极端和赤裸裸的方式加以升级和实现而已。美国在贸易战的同时，
竭力构筑针对中国的“泛美统一战线”，从利益、价值观、地缘政治及国际秩序诸
多方面，全面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对冲和抵消中国尚未成形和成熟的“一带一路”
体系优势，全面排斥中国对美式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的经济参与和利润分享。中
国发展的“最艰难时刻”正在到来。

中国在战略本意上并非要取代美国，而是“补充”美国。因为美式全球化存在着难
以自我克服的“南北矛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安排，而美式民主输出也造
成了全球治理的“失败国家”、“难民危机”、“文化征服”、“恐怖主义”以及
“起火的世界”。中国基于其文明理想和改革40年积累，希望获取的是美国对中国
模式正当性的原则认可，希望承担的是美国无力维系及推进之“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基础建设和制度建设，预防的是美国退出这些区域后可能出现的泛恐怖主义和
泛无政府主义的秩序真空。这也在更大的世界体系战略层面回应了“中美共治”的
需求。客观上，中国的“有所作为”也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特别是特朗普反
复抱怨美式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利益的严重损害及空洞化。然而，由于多重的文化差
异、政治互疑与战略误判，美国未能很好地理解“一带一路”的建设性和补充性价
值，中国也未能系统说明及澄清“一带一路”与美式全球化的结构关联关系。 

中国以文明厚度、悲情历史与道德责任进行着“一带一路”建设及相关的制度创新，美
国以“修昔底德陷阱”及新帝国冲动看待中国的进取行为。美国看到的不是中国的
“帮忙”，而是中国的“威胁”。中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善意”，而是美国对中国
文化的蔑视以及对中国发展利益的不正当阻断。一个中美之间的“平行世界”恰如
约瑟夫奈的“自我实现”预言一样，正在自我实现。美国的政治孤立、技术封锁与
经济压制，可能反向制造一个更为自主、强大及更有全球治理立法能力的“新中国”。
  

大阪G20推动“半脱钩”谈判进程与制度化               

到底是G20，还是G2？这在当代全球治理领域是一个关键性、敏感性议题，也是中美
贸易战与“半脱钩”状态的一个关键性的结构认知维度。尽管“G2”的概念早有人
炒作，但中国似乎不愿意陷入这一概念陷阱，尤其是这一概念隐含着演变为“修昔
底德陷阱”的重大风险。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偏向于平等协商和多元共治，因而实质
偏向于“G20”，因为这样的全球治理框架更有国际政治代表性，也更能够为世界各
国尤其是G20内部的多元化强国所接受。中国历来奉行多边主义，自然不可能简单认
同“G2”的去多元化框架。但从客观实力及影响力而言，在任何多元框架中，“G2”
都有着举足轻重和结构性、方向性的意义。   
 
2019年的大阪G20同样如此。尽管此次峰会的议题仍然是多元的，议程也是多元的，
但最引人瞩目的必然是中美贸易谈判，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二人转”。从会议结
果来看，中美元首共同决定重启贸易谈判，各自释放出相当程度的善意。比如习近
平表示将增加美国产品进口及加快国内有关管制制度改革，并回忆包括“乒乓外交”
在内的中美友好的历史情节，而特朗普则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及平等诉求，
愿意考虑华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愿意继续推进贸易谈判直到达成协议。此次元首会
晤没有任何具体贸易协议，但确实实现了重要的政治和解，消除了某些“脱钩论”
的严峻对立及阴谋论推断，共同推进了两国无比艰难的贸易谈判进程。
  
中美和解的战略性意义是凸显的：其一，对世界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世
界经济稳定发展有可能获得中美合作因素的再保证；其二，对中美之外的广泛第三
方而言，这也是一个利好消息，不必为了中美升级贸易战甚至更高冲突而选边站队，
生意可以继续一起做，基本和平与发展共存的良性秩序有望得到维持；其三，为中
国改革闯关及继续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时空条件，长远来看有助于民族复兴，有助于
中国继续修补技术和制度漏洞，强健经济和政治体格，为应对未来更强烈复杂的国
际政治挑战做好准备；其四，和解有助于特朗普回应国内选民压力及连任预期，也
有助于缓和美国对华敌意，尽管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敌意；其五，中美和解后的
协议框架可能成为美国与其他贸易对手谈判的基准，而不是过分“美国化”的美墨
加协议成为基准，因此中国的坚持也就具有了代表国际社会共同维权及争取正义的
战略性意义。
      
这一和解是中国坚持原则和斗争换来的。如果按照美方原初协议照单全收，中国将
被迫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及接受美国过于苛刻、不平等的监督机制及单方制
裁权。中国的立场必然是其国家利益和政治体制基本原则的反映，可以有具体利益
权衡下的妥协，但不可能放弃政治自主权及长远发展利益。当代中国政府不是晚清
政府，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晚清外交格局。美国所面临的谈判对手不
是曾经的“东亚病夫”，也不是1980年代受其保护的日本，甚至不是社会主义的苏
联，而是文明基础深厚、民族复兴意志饱满、全球治理意愿凸显的复兴大国，有着
作为世界“主要列强”的硬实力和超越传统列强范式的文明政治取向。美国应当也
不得不逐步适应中国的这一新角色。从特朗普的峰会立场来看，美国在中国的自主
抗争下已经在调整和尊重的方向上有所改进。

但我们不可能就此乐观期待中美贸易战的终结，也不可能就此期待美国重返多边主
义全球治理框架。大阪G20的中美和解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其一，“美国优先”
的特朗普主义并未更改，美国在内部选举政治及中国抗争下的暂时性妥协不能理解
为结构性转变，因此未来任何贸易协议都不可能作为中美关系的唯一可靠保证；其
二，中国民族复兴的国家性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目标不可能改变，随
着中国技术主权的升级以及全球治理的实践性成果，中美围绕全球治理权的争夺将
更加激烈，缓和的空间及余地不大，除非美国选择承认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正当
性；其三，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在积极寻求自保性框架，不希望在中美持续性冲突中
利益受损，随着第三方力量的增强与政策的自主化，中美协议的调控力和影响力可
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其四，美国经济刺激效果可能逐步消退，“特朗普经济学”尤
其是关税主义可能面临挫折与失败，从而刺激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上升，推动
其进一步的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这些来自美国的风险因素可能再次波及中美协
议及全球治理稳定性；其五，一定程度和概率下的地区战争风险（比如伊朗、乌克
兰等）有可能在经济下行严重时爆发，大国之间的脆弱和平可能遭遇危机，全球治
理共识与制度基础将进一步遭受侵蚀。   
   
总之，大阪G20和解带来了中美贸易协议新的契机，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带来利好
影响，更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赢得短暂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然而，中美结构性竞
争态势已经形成，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及全球治理框架面临美国因素的倒退性影响，
这导致此次和解效应必然是有限的，甚至是短期的，可能存在反复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加理性自觉，因此无论是贸易谈判还是后协议的风
险应对，中国会更加自信、自主和从容。或许世界和平发展的关键已经转移到美国
角色的变迁上，即美国可否真正接受中国崛起事实及中国模式正当性，放弃单边主
义和唯一霸权诉求，转型为21世纪和平发展的建设性力量。美国若转型成功，中国
之幸，世界之福，否则将陷入长时段的高风险斗争及不确定性之中。即便出现最糟
糕情形，中国发展及全球治理前景仍将渡尽劫波，柳暗花明，因为中国所代表的和
平发展价值与路线是正义且富有生命力的。  
                  
三、“联欧主义”为半脱钩架构提供制衡支点

    时隔两年，晚春北京，2019年的“一带一路”再次迎来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
二届论坛显示出，中国引领的“一带一路”模式的新全球化具有共建共享、政策连
续性强、基础设施与产业匹配性好、合作受益圈不断扩大的优势。这两年间，中国
自身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从“速度”向“质量”的重要结构性转型，在高科技领域不
断取得突破，逐步且结构性地减少了对美国技术垄断性的依赖。在此基础上，中国
在资本、技术与发展模式上呈现出日益开放包容的立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行了广泛的项目合作与制度实验，探索一种区别于美式全球化的全球治理与发展
新路径。对持有观望、犹疑立场的“一带一路”边缘区域国家而言，中国持续推进
的政策可靠性与具体项目及合作框架的互利性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事实胜于雄辩，
西方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与具体利益冲突的特定立场及其“污名话语”正在被“一带
一路”的具体成果及其更具普遍性与人类未来发展意义的哲学理念所证伪。      
 
“一带一路”逐步成为中国所倡议的全人类发展事业。这一事业的直接意义是中国
发展模式重新表达于世界历史的中心领域，推动中国的“重新世界化”，而其长远
意义则在于促进东方与西方权力和价值关系的再平衡，结构性阻断泛滥已久的“东
方主义”话语及制度歧视，使东方文明智慧对人类整体发展起到引领作用。这一宏
阔的历史进程必然根本改变人们熟知甚至高度依赖的美式全球化秩序，但却是21世
纪以来人类探索新发展路径的理性选择。与美国及其核心盟友的百般阻挠及误解相
比，西方阵营内部的某些国家或集团正在积极转变之中。意大利是G7集团中率先加
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发达国家，瑞士作为先进的欧洲中立国从技术合作与全球化
的战略角度选择了与中国合作，法国与德国作为欧盟主导性国家则在思考如何以欧
盟整体形式展开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
              
欧洲主流力量对“一带一路”的接受，既有“形势比人强”的现实主义策略考虑，
也有对中国发展潜能及中欧合作前景日益正确与全面的理解。欧洲无需背负上美国
式的帝国负担与领导权转移的深刻焦虑，正好可以在中美宏观权力秩序转移中重新
定位自身，争取主动，实现欧洲更加自主的重建及复兴。“一带一路”框架下，新
欧亚秩序正在快速构建形成，以中欧轴心开展的国际合作可以是世界领先级的，几
乎在任何方面均可以实现世界经济重心与技术主权向欧亚地带的回归与转移。中欧
合作还可以开辟广泛的“第三方市场”，从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欧洲发
达体系的更紧密整合及衔接，中国则处于最为关键的中间性枢纽地位，扮演着观念
与制度革新的引领者角色。   

“第三方市场”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性的概念。在中国的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欧洲
的技术标准与优势肯定会受到挑战，甚至在某些领域已被中国超越。因此，如果是
以特朗普式的“美国优先”作为原则，则中欧之间也将陷入直接对抗性的贸易战乃
至于更为全面的对抗和冲突。显然，美国的贸易战是凭借强权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
利益再平衡，甚至破坏贸易自由原则而“强买强卖”。欧盟也是美国贸易战的受害
者，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中国的处境及推动与中国更全面的市场整合与互动。
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就是中欧合力的重要着力点。中欧之间最重要的第三方市场
有两个：中东和非洲。而这两个区域正是“一带一路”的战略突击区域。尽管中国
也可以独自开发中东与非洲，但鉴于欧洲在这两个区域的殖民遗产、经济利益与市
场预期，中欧合作具有极大的利益重叠性和共同愿景。

中欧合作在这两个区域的优势是显著的，收益也可以是不断协调及增进的：  
其一，欧洲有着漫长的航海史和殖民治理史，对中东与非洲的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
周密而连续的研究及理解，这些历史知识及治理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从而共同促
进这些区域的繁荣发展及中欧自身利益的增进。

其二，中东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区域，不仅内部矛盾重重，而且受到
外部美国力量的严重干预及阻断，使得战争风险（如伊朗）陡增，中欧合力可以在
联合国层面及地区和平层面形成制衡美国、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关键性力量，确保
“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不陷入战火之中。

其三，欧洲国家与企业在中东及非洲有着巨大的商业及其他特权性利益，但这些利
益如何更好促进当地发展，需要中国输入“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及协调多种利益关
系，欧洲亦可趁势巩固及扩展有关利益。

其四，中欧合作还可带动欧洲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及欧洲大空间和平的实现，中国
可以在其中充当关键性的调解角色与利益协调角色，美国在这方面反而常常是麻烦
制造者。

其五，中欧对中东与非洲的共同开发及发展援助有助于从源头上治理恐怖主义和难
民危机，这对于欧洲安全及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条件。

其六，中欧在经济及全球治理事务上的广泛合作与政策相互支持，有助于共同提升
中欧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结构性限缩“英美”体系的全球性影响力，推动欧洲更
加自主地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与外交政策。

中欧合作相当于是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个端点立下了共同经略和开发欧亚大空间及
推动欧亚和平发展秩序形成的“远程契约”。在欧亚大空间中，盛行的不再是霸权
主义式的麦金德“世界岛”构想或施米特“大空间”意象，而是将欧洲传统国际法
中非歧视性的普适元素与中国文化及发展模式相整合，构造一种文明互鉴、协调治
理、共建共享、和平发展的欧亚新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寻求对当代国际法与全球治
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以中欧合作的文明、经济与制度体量，完全可以系统打造世
界历史的“欧亚时刻”和“欧亚标准”，对日益超出和偏离人类文明规范框架的美
国力量加以制衡与规训，确立“中─美─欧”的大国协调与实质性共同治理新秩序，
完成世界体系权力的和平有序转移和更迭。     

四、西方缺失的集体焦虑与半脱钩架构的不稳定性

欧洲主办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0年2月召开，列强云集，唇枪舌剑，纵论世界秩序
的原理、挑战和趋势。会议的主题是“西方缺失”，这是比美国更加诚实的欧洲人
的思考和焦虑，是一种现实主义和对话主义的国际关系思维。相比美国对全球霸权
的依赖和留恋，刚刚经历英国脱欧的欧洲更加从容和超脱，对世界体系的实力变迁
与秩序更替有着更好的心理适应性。“西方缺失”是一个显著的国际政治事实，对
这一事实的不同理解和应对，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斗争的基本格局。  
西方何以缺失？西方怎么办？这也许是会议主办方最关心的问题。欧洲清晰地判断
出来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以及西方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严重衰退，甚至西方民
主秩序内部的盟友关系、国内经济民主秩序、保守主义与右翼化问题、难民与身份
认同问题、恐怖主义与安全秩序问题等，都严重挑战和削弱着西方的制度公信力。
当西方精心构筑的国际法律秩序和国内民主秩序无法有效提供安全、自由和繁荣时，
“西方缺失”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政治现实。

问题进一步延伸，所谓“西方缺失”，本质是美国缺失。因为二战之后的国际主流
秩序是美国创建的，美军、美元、美国高科技、美国盟友体系及美国掌控的国际法
秩序，成为全球化赖以维系和扩展的关键性基础。是美国的全球存在保护了西方核
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及西方资本集团的全球盈利体系，也提供了所有西方人从全球
化体系中获益的基本经济与文化优势。这是一套精致的“西方金融帝国主义”，至
今仍然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面。

然而，从西方历史经验尤其是罗马经验来看，帝国秩序的繁荣之中必然隐藏着衰退、
收缩、崩解与重构的因子。美国精英们不能仅仅限于拜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
战争史》而以“修昔底德陷阱”自限，更应当开阔视野精读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
原因论》以深切理解作为“新罗马”之美国的内外张力、病理与处方。这是因为帝
国治理是成本消耗型治理，其长久维系取决于帝国本身的技术与制度创新力，以及
帝国和依附性团体之间的价值与利益分享能力。美国就像曾经的早期罗马帝国一样，
成功主导和协调了盟友体系及非盟友的发展中国家体系，一度产生了“历史终结”
的帝国幻象。在“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帝国极端繁盛期，帝国政治家和帝国知识分
子也曾产生过“盛世”幻觉和“历史终结”式的乐观主义。然而，罗马帝国很快陷
入内忧外患之中：内有东西罗马分治与基督教会的结构性分裂，沿着“罗马─日耳
曼”和“希腊─斯拉夫”两条文明轴线长期演化对峙，冲突频仍；外有新波斯帝国、
日耳曼蛮族王国、匈奴游牧帝国以及伊斯兰帝国的持续挑战。在这些内外挑战中，
帝国精英的自负、怯懦、腐化与责任衰退，亦构成罗马崩解的重要精神因素。比照
罗马，今日之“西方缺失”的世界历史经验同样造成了美国的战略恐惧和不自信。
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以及对世界秩序既有价值的持续侵蚀，是作为帝国之美国的
自我责任卸载与权力巩固。美国在全球化中的“逆全球化”和民主秩序中的“民粹
化”是西方缺失的最主要标志。  
                                 
对欧洲而言，二战后的国际法秩序是和平但不够公正的。在西方体系内部，欧美分
享相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国际法秩序红利，欧洲也基本上长期配合了美国的全球安全
与战略布局。然而，相同价值观并不保证相同利益，历史上的希腊不是，罗马不是，
今日欧美也不是。美国借助二战过程对欧洲的援助和解放经验，以及在欧洲对抗苏
联的冷战秩序，成功建立了对欧洲世界的一种“反向殖民”秩序结构，在安全、经
济、外交与国际秩序上取得了对欧洲的代表权。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就像罗马将被
征服者在法律上确定为“同盟者”一样，并非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体系内的主从关
系。欧洲国家的地位和利益保障当然严格优越于其他非西方地区的国家，然而一旦
美国利益受到触动，欧洲利益也是可牺牲的选项。欧洲内部的主要政治代表国家对
此反应不一。德国作为二战最大战败国在美国占领和指导下重建，对美国秩序的依
赖更深，对美国价值的质疑和对抗意愿更弱。但法国同样作为二战战胜国及欧共体
早期主要创建国，对欧洲依附于美国的“隐性殖民”关系性质持有强烈的质疑与反
抗立场。二战后早期的戴高乐主义寻求独立自主的军事与外交政策，包括与中国外
交关系的早期突破。有戴高乐主义遗风的马克龙总统上台以来多次提出了欧洲的军
事与能源主权问题，谋求欧盟制度改革以增强欧洲自身的国际地位与独立自主性。
欧洲尤其是法国企业长期深受美国“长臂管辖”法律的非法侵害和制裁，欧盟阻断
法案就是法国力推的立法结果，而法国企业高管皮耶鲁齐的《美国陷阱》以及政治
学者拉伊迪的《隐秘战争》则分别从自身维权个案及国际法律秩序层面对美国“统
治”欧洲的制度秘密加以解码和批判。与非西方国家对美国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
传统批判相比，来自欧洲内部的反思与批判更加切中要害，也更有力量。欧洲主办
“西方缺失”的安全峰会，是自身切腹之痛的反映，也是欧洲寻求多边力量以改革国
际不公正秩序的理性实践。马克龙近期甚至提出“接纳”俄罗斯以平衡对冲美国的
支配和影响力，显示了欧洲内部在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上的大胆想象力，但这一进
程刺激和影响多方利益，推进不易。俄欧整合是欧洲主义更大的挑战和命题，对美
国建立的欧美联盟秩序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秩序均有强有力的战略冲击，同时
俄欧内部矛盾分歧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简单和解与处理的。但马克龙的提议展现了欧
洲集体安全政治的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就是超越二战后既定的冷战及后冷战秩序，
从“西方缺失”的现实与欧洲自身的利益出发理性思考自主性的欧洲地缘政治与国
际秩序突破和重构之路径。   
                               
美国在安全峰会上的主要目标仍然在于渲染“中国威胁论”，尤其是继续炒作华为
议题，歇斯底里，老调重弹，了无新意，根本对不上欧洲安全与发展焦虑的真正议
题，也与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理解与接受取向背道而驰。美国就像带不好“政治优等
班级”的班主任一样，唠唠叨叨，裹足不前，却自以为是，影响力日渐衰落。美国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国务卿蓬佩奥分属本国不同阵营，多次在国内议题上政治交锋，
但在对华问题上政治立场高度一致，都是“中国威胁论”的忠实信徒和不厌其烦的
宣传牧师。美国司法部近期对华为的起诉，也是在配合性穷尽法律手段进行政治打
击。美国反复强调自身与欧洲国家是价值盟友关系，持续滥用“自由民主”的任意
解释权并将其有意导向一种严格而僵化的冷战理解，无法认同欧洲与中国在通信技
术及更广泛全球化领域的深度合作，更担心中欧合作会对冲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与
依附性利益。美国以僵化的文明冲突论及冷战思维思考中国问题与国际秩序问题，
导致其对全球化本质的理解日益产生严重偏差。美国理解的全球化只能是美国领导
的西方秩序的全球化，西方盟友在内部“臣服”，非西方国家在外部“依附”，从
而形成永固性的美国治下的长期和平秩序。美国一度接近完成这一“美式和平”的
全球化建构。但美国显然误解了全球化的完整周期与道德本质。全球化的本质并不
是保障单一国家的帝国利益，而是价值、技术、资本与制度的共建共享，既是先行
之优势西方国家输出的过程，也是暂时落后之非西方国家学习与赶超的过程，是人
类价值与知识的双向流动。美国长期停留于全球化初级阶段的“西方输出”优势和
道德体验，看不到或无法适应非西方国家学习赶超的“双向互动”趋势，从而在战略
上严重误解了中国崛起的分量和意义，更难以理解和接受“一带一路”在全球化演变
中的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增量创新价值。比较而言，欧洲国家更加诚实，没有那么强
的单边帝国权力负担，反而容易接纳中国并致力于真正的全球化秩序的完备建构。
中欧合作可能构成21世纪最为关键的全球化基础与理性力量。当然，这也需要欧洲
进一步在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上理性自觉，不必过分感伤于“西方缺失”的全球化
固有进程故事，而是从容于以自身道德和政治力量参与真正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价
值凝聚与制度合作。欧洲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一点，但欧洲既往
的“大西洋主义”亲美传统以及右翼化的极端主义仍然非常强大，从不同方向上对
中欧合作与真正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塑造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在此次安全峰会上真正坚持了符合全球化本质的多边主义立场。傅莹的反驳是
充满智慧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技术不希望被封锁，美国又怎么会有正当
理由封锁华为？而且，美国民主制度何以脆弱到惧怕华为的程度？王毅外长更完整
的发言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观，提出了共同发展、大国责任、国际
准则、共同体意识四个层次的价值与秩序基准。美国的关键词是“中国威胁”，中
国的关键词是“多边合作”，这是中美在21世纪全球范围内价值竞争的重要变迁，
中国更多主张人类普遍价值及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有效运用。与美国重启
冷战式的“斗争思维”相比，中国的“和平发展”思维显然更符合一种快速变迁中
的世界秩序重构的正当需求。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承认，中国崛
起具有正面价值和意义，欧洲愿意考虑与中国的深度合作与对话，非西方国家与地
区也对中国发展的经验和先例充满兴趣和期待，在“一带一路”框架中寻求自身定
位和利益。从安全峰会的整体反响来看，美国的“冷战”呼吁越来越苍白无力，过
度渲染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旧式手法也难以奏效。   
     
这是人类的一个“新世界”，欧洲逐渐放平身段，客观理性看待一个已经多元化并
快速进行着秩序重构的外部世界，而美国则显得很不自信，抱残守缺，患得患失，
更快速地折损其二战后积累的超强软实力。美国人心目中有两堵墙：一堵是美墨边
境墙，这是移民隔离墙，与新版的美墨加贸易协议形成鲜明反差，资本可以穿越，
人流就地阻隔，资本与人的隔离显示出美国“大熔炉”道德优势的崩解与自由包容
性精神秩序的碎裂；另一堵墙是东西方的冷战之墙，前有苏联，后有中国，美国始
终无法在精神上自我反思、批判及真正以平等多元伦理重构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秩
序，导致美式和平仍然主要建立在实力而非道理基础上。美国曾经制造了很多普适
的“道理”但自身并不能完整遵守，不能一以贯之，而常常以利益理由随意践踏。
            
总之，与武汉新冠肺炎病毒相比，人类价值与世界秩序中的“冷战”病毒更是威胁
人类安全与发展的致命因子。西方缺失是一个基本事实，本身是全球化与东西方竞
争发展的自然正当的结果。全球化从来不许诺单一的世界霸权，而是趋向于推动多
边合作与协商治理。慕尼黑安全会议让世人看到了一个道德诚实与理性务实的欧洲，
一个局限于冷战思维无法自拔的美国，以及一个坚定践行多边主义与合作伦理的中
国。王毅外长在主题发言落脚部分提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基于天下一家的中
华文化传统，对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的塑造引领意义。这或许是中国开给“西方缺失”
与全球化困顿中的世界的一剂良方。天下一家，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政治哲学视野
与历史经验，是“天下”之多元存在与“一家”之和谐一体的辩证统一。在此意义
上，西方缺失所导致的世界不再那么“西方”就不那么可怕了，因为世界原来就不
那么“西方”，也不会一直那么“西方”下去。西方500年的全球化主导是因为西方
文化与技术的自身积累及非西方的相对不发展，而当全球化过程带来非西方的充分
发展之后，一个真正平等、多元、民主与合理化的国际秩序才能够形成。所谓“西
方缺失”，其本质是“西方归位”。也因此，二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带来的只
是初级阶段的国际秩序，不是充分平等与理性化的国际秩序。21世纪，在中国参与
的真正多元化与平等化条件下逐步塑造而成的国际秩序，才可能是真正道德与合理
的，才能真正带来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五、新冠疫情对美式天下与中美关系的破坏性重构         

2020年新冠疫情对世界和平所依赖的美式天下构成致命性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
速了中美关系的“脱钩”进程。在疫情引发的中国责任论及全球抗疫秩序之中国影
响力扩展方面，美国对华敌意更强，冷战式话语和实际破坏行动更加难以预测和控
制，从而构成巨大的国际政治风险和我国国家利益损害威胁。

疫情危机加速中美战略对抗

新冠疫情发生在2020之春，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全球化与世界史事件。对中国而言，
新时代的牢固站立步步惊心，并不容易。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
台湾大选以及新冠肺炎，对中国所处的全球治理、“一国两制”及国家治理构成了
连续性的冲击与考验。就中美实质性的“新冷战”或“修昔底德陷阱”关系而言，
每一场考验或是美国主动策划推进，或是趁火打劫，其战略行动的方向始终是对中
国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决定性阻断。新冠肺炎事件也遭到了美国的政
治化利用。疫情之下，中美两国未能实现充分的理解与合作，其战略角力甚至更加
激烈化。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基本立场充满敌意：其一，蓬佩奥的
“铁幕使命”一如既往，他希望创造当年丘吉尔式的冷战动员效果，在每一个涉及
中国议题的场合极力污名化，阻止各国尤其是西方盟友对中国的深度合作与接纳；
其二，美国国会“反华立法”继续“无异议推进”，最近的台北法案进一步刺激中
国主权利益底线，挑战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其三，美国在武汉疫情爆发后即刻采
取了过度反应的限制性旅行与贸易措施，带动其他国家跟进，不符合WHO在确定疫情
属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时给出的具体政策建议，也不符合
WHO关于非歧视及全球防疫合作的政策倡议；其四，美国媒体对中国疫情之政治化解
读与攻击超越底线，典型如华尔街日报的“中国病夫论”以及纽约时报的“中国抗
疫模式专制论”，这些来自主流媒体的歪曲解读既反映了媒体舆论的价值取向，也
反映了潜在读者群的审美期待；其五，在病毒起源“阴谋论”上对中国的攻击和误
导，直接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与形象，也妨碍了中美在抗疫事务上的有效合作。
美国的敌意还显示在对中国疫情经济后果的负面期待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甚至公
开提出，中国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产与贸易受限，有助于制造业及工作机会回流美国。
这是一种战略上的“零和游戏”思维，不是理性的合作与全球化思维。美国隐性期
待中国经济在疫情打击下迅速衰退及与全球产业链脱钩，这正好完成了贸易战的基
本战略目标。然而，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一种完全静态、自私和非全球化的逻辑，从
而严重低估和误解了中国经济的体量、结构韧性及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互联。
疫情及全球经济的刺激反应并未如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其一，疫情起于武汉，但
已快速全球化，欧美逐步成为“新疫区”，而中国抗疫成功反而为经济的“报复性
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条件，中国执政党的绩效合法性压力、企业求生欲
及国民勤勉伦理，构成中国经济复苏的强大基础；其二，美国自身的经济与股市正
在遭受疫情的严重影响，特朗普当局“经济优先”与“选举优先”的抗疫策略正在
演化成美国社会真正的疫情恐慌与政府信任危机；其三，中国的抗疫模式及与WHO的
良性合作，以及中国在对外抗疫援助上的从容有序，正在快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与
信任，相关的抗疫合作与产业合作得以互相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惠性关联更
加巩固；其四，全球资本在疫情刺激下存在多元化选择趋势，有选择撤资迁移避险
的，也有冒险进入看好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反弹预期的，总体上对中国经济短期挫折
和长期愿景趋于理性认知和应对。
  
客观而言，随着疫情的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的普遍受挫，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与市场
的依赖反而会加深，美国利用疫情加速与中国“脱钩”的操作很可能适得其反：其
一，中国采取了抗疫与复工相适应的协调政策，维持基本的经济产能，催生与抗疫
有关的新兴产能，优化经济结构与出口贸易比较优势，整体经济体活力依然强劲；
其二，中国抗疫转产的政策驱动已培育出强大的制造产能，包括口罩、防护服、医
疗器械及抗疫技术体系，都可以成为对外援助和出口的新增长点，从而为中国软硬
实力的对外辐射提供有力支撑；其三，欧洲在疫情打击下可能陷入经济低迷，中欧
经济合作出现史无前例的相互需求与契机，包括5G产业在内的深度合作可能冲破美
国战略封堵和政治威胁而取得逐步的突破，中欧经济整合也可拉动俄欧关系和解及
泛亚欧大陆经济秩序的复兴，结构性降低对美国政治经济势力的依赖；其四，美国
自身经济可能出现一定程度衰退，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美国产业界与社会
有可能产生一种“反脱钩”的理性共识与行动力量，对冲美国战略鹰派的冷战极端
主义。   
       
总之，新冠肺炎危机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必然对中美关
系产生进一步的复杂影响。从整体趋势上，美国利用了这一疫情对中国进行脱钩与
封堵，美国国内也产生了一定的歧视言论和具体的社会攻击行为。但从中国抗疫动
员的体制优势、成效及对全球抗疫的实际贡献来看，中国国家治理或许会得到严格
的自我检讨与改进，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则会得到结构性提升，中国经济与
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会反弹性扩张。美国在冷战思维下的“零和游戏”无法得到
盟友真正理解与响应，也无法实现对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颠覆性破坏。21世纪的
第三个十年以中国抗疫为起点，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与治理互动的结构改进为突破
口和前景，必然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秩序产生深刻影响。至于中美关系，中国越稳
定，越发展，越为国际社会所信任，这种最重要的全球双边关系反而越具有和平维
系的可能性。       
 
（二）美式天下的冲击与重构

中美贸易战是一场“假战争”，因为：一方面，中美贸易不平衡不等于不公正，美
国找错了贸易失衡的症结，转移内部政治社会矛盾，打了一场以“贸易”为名的霸
权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在2017年底已形成对华政策新共识，将中国识别为“第一
号对手”，以冷战思考和方式全面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中
美两国都声称要维护既定的国际法秩序，要求对方遵守“规则”。2017年1月的达沃
斯论坛，习近平主席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呼吁全球捍卫多边自由
贸易体制，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秩序。美方代表对此甚为诧异，认为此次
参会仿佛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美的价值观与政策主张似乎已“乾坤颠倒”。
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开放性价值宣示和政策主张相比，美
国的“特朗普主义”则有着逆全球化、强烈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浓重印记。中国
以“天下”文明思维对世界体系与世界事务提出见解，贡献力量，创新制度，是具
有自身文明及全球治理之充分正当性的。然而，美国关心的并不是中国可以对世界
有何贡献，而是中国的进取心与进取战略可能对美国霸权构成何种竞争与消解的后
果。

美国关心的从来不是“天下”，而是“谁之天下”。以“天下体系”研究闻名海内
外的哲学家赵汀阳先生曾经回应过外国学者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论”，
后者将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解释为“美式天下”而忽视了“天下”的中国文明属性。
事实上，“天下”在中国政治哲学范畴内具有特定化的文明内涵，是中国人身份认
同与秩序建构的最理想概念。中国人的秩序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一个道德周全的体系。其中“修身”是偏向主体性的概念，强调以中国文化尤其
是儒家伦理将自身准备好，但不是发展成一个与整体对立的权利主体，而是自我教
化为一个融入并贡献于整体的“君子”。而“家”、“国”、“天下”则是君子从
事治理实践的三个渐次扩展性范畴，根据自身道德与能力资格予以匹配，形成一种
错落有致的“贤能政治”传统。家治理的理想标准是“齐”，国治理的理想标准是
“治”，而天下治理的理想标准是“平”。这一立足于中国文化人格与贤能治理范
式的“天下”不是西方历史与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中国春秋公羊学传统下的历
史哲学之“三世说”主张“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的政治演化论，也是对天下
秩序的一种精致演绎。既往中国学界曾有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三代之治在英美”
等，这些是近代中西交通初始阶段国人精英心理的过度刺激反应，有自卑比附情结，
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 
             
无论如何，“美式天下”在权力意志与秩序意义上仍然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这是西
方1500年以来之“地理大发现秩序”内外交错累积的最终成果，也是弗朗西斯福山
宣布“历史终结论”的主要经验依据。吊诡的是，美国在西方文明范畴内战胜了西
方另一条历史路线的代表苏联，就直接宣称冷战胜利与历史终结，世界其他地区的
文明与国家的命运似乎只是对西方体系内获胜者的膜拜与模仿而已。1979年中美建
交，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西方对中国的战略期待正是中国经由市场经济、民主
法治、公民社会及西方发展援助而纳入“美式天下”，成为西方“历史终结”的最
关键东方个案。美国误解了中国，也误解了中国文明。

“美式天下”的关键性缺陷在于：平等伦理仅限于西方国家内部以及“非国家化”
的个体，亦即文明国际法与人权。现代国际法起源于1648年三十年宗教战争结束时
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本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之间的和平契约，对非西方文明
的国家与地区本来不适用，如果适用则需要达到西方的文明标准。这就使得西方的
世界秩序无法真正容纳其他文明的同尺度理想和制度合理性，因而无法与其他文明
的普遍价值真正相容。人权则是西方思想库中孕育出的最具穿透力和解构性的概念，
不仅在其内部作为民主扩展和社会平等的价值基础，而且在非西方国家进行着个体
与整体的拆解程序，造成非西方国家民主转型及西化进程中文明的自我解构、生活
范式的自我否定以及对西方的严格依附。这是西方全球化与“颜色革命”的秘密。
这一进程造成了大量“失败国家”，即便是民主转型有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也普遍
难以自立，在文化与政治上存在激进要素，且不得不依赖于美国和西方的保护体系。
个体人权的解放带来文化合法性与国家利益的整体性依附，这是“美式天下”的
“无形帝国”政治技艺，但其文化与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美式天下”的政
治与经济分工体系内，不平等与控制机制无处不在，“棱镜门”式的监控网络、美
军基地的“全球化”、美元量化宽松的“剪羊毛”策略以及美国法律“长臂管辖”
的制裁体系，构成无法反抗、难以反思、无力抗衡与突破的“铁罩”。 
 
中美贸易战根源于中国政经体制的自主性与发展优势对“美式天下”的刺激挑战，
也根源于“美式天下”固有的对非西方文明的严格敌意。西方文明并非对非西方文
明完全无法容纳，在历史长河中也曾多有互动吸收，只是西方文明的政治代表无法
容忍非西方文明的政治复兴与权力表达。西方可以接受中国文明作为可爱的“博物
馆文明”或民间人类学意义上的“风俗文明”，但无法接受中国文明作为国家治理
与全球治理的政治性文明。在“美式天下”的规范视野中，中国是没有文明地位的，
即便因其体量而不得不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也只能是符合美国定义的所谓“负责
任的大国”，其责任内涵与承担方式由美国来分配、监督甚至问责制裁。是中国的
自主发展与美国的规训失败，造成了中美贸易战及“新冷战”的发生，这是不可逆
的历史进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只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初期节点。

且不论美国在香港反修例与台湾大选中的直接干预，美国在近期武汉新冠肺炎危机
中的表现亦可折射“新冷战”的战略寒光：美国的道义援助与合作机制启动迟缓；
美国产生了种族主义的反华小高潮，典型如《华尔街日报》2月3日的“亚洲病夫论”；
美国政客乘机进行中美“脱钩”的鹰派操作和舆论引导，损害中美关系及中国利益；
美国不适当宣布对中国的航运禁令并带动其他国家“封锁”中国；美国在台湾问题、
华为问题上乘人之危，持续扰乱中国，妨碍疫情防控。这表明，疫情中的中国尽管
获得了世界越来愈多的同情、理解、支持与合作，但美国对华战略的“冷战”动作
却频频展现，根本上还是“美式天下”缺乏道德上的自我反思能力，缺乏与中国及
中国文明和平相处的意愿，而将中国战略性锁定为“苏联第二”。  

当然，美国也是多元的，始终存在战略实用派和战略鹰派的区分，前者倾向于和中
国发展经贸关系，从中获得超额利益，后者则无视经贸利益而径取遏制甚至颠覆中
国的冷战利益。特朗普主义介乎二者之间，是美国实用主义与鹰派冷战主义的某种
奇特结合。美国民主党的弹劾失败与特朗普对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基本上
奠定了特朗普连任的政治基础。然而特朗普毕竟是“美式天下”秩序内的美国总统，
是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他对“冷战”不热衷但也不排斥，力求在贸易利
益和冷战利益之间求得动态平衡，争取政治连任及美国再次复兴的历史定位。因此，
尽管中美贸易战一度有“泰山压顶”之势，但“美式天下”本身的结构弹性、美国
与其盟友利益的差异性以及中国立足政治团结和经贸开放的辩证策略，在较长时段
内仍可大致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和局，为民族复兴争取尽可能延长的时空余地。

（三）半脱钩的现实化与美国内部的理性制衡力

新冠疫情加速了中美战略性对抗与脱钩，但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全部的脱钩。美
国国内的全球化思想家及企业集团利益，对冷战鹰派的脱钩主义冒险政策有一定的
批判力和制衡力。这种来自美国建制规范主义内部的理性制衡力量，是中美关系在
较长时段内处于不稳定但总体可控之“半脱钩”状态及我国据此制定相应之产业追
赶与替代政策的有利因素。关于美国内部的理性思潮与建制性力量，我们以福山的
“政府能力论”及基辛格的“自由国际主义”为例加以阐明。

1、作为科学问题的政府能力论：福山的反思

疫情引发普遍性的全球秩序焦虑。福山本就是西方世界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在此议题上自然不会失语。但是在“中国责任论”的政治正确与民粹话语丛林中，
福山如何独树一帜呢？他的理论智慧或狡计在于适度分离“体制”和“能力”，从
政治科学层面讨论政府的治理技术与机制合理性。这是一种美国式的“不争论”而
“有所辩论”的政治科学“离心法”，固然不可能站立在中国立场提供责任论辩的
解套方法，但却可以适当弱化西方的冷战话语力量并搭建一种基于“政治科学”的
理性对话桥梁。   
       
3月30日，曾以“历史终结论”成名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发文，反
对以“政体二分法”评价抗疫体制与责任，主张应以“国家能力”为新范式，从而
回避在全球抗疫竞争中的“体制优劣性”论辩，对容易踩雷的“中国责任”问题则
以治理能力尺度绕着走开。即便美国抗疫失败，福山的聪明决定了他也不可能从此
完全怀疑人生，怀疑自由民主，而是会顺理成章地将责任归于特朗普本人或其核心
同僚的政治私德或政治低能。福山对西方抗疫的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效能焦虑”，
而不是“价值焦虑”。如果特朗普领导抗疫失败，那么通过民主选举换人就可以问
责了，下一任领导不行就再换，反正自由民主制是一个通用型的“授权─问责”程
序，绝对豁免正当性质疑。福山作为“见多识广”的全球流动型学者，自然不满于
那些以“民主/专制”二分法进行的“天灵灵地灵灵”式的有色观察、低智判断与简
单臧否，但又不能不顾忌西方“新冷战”重临条件下的政治正确性与敏感性，因而
其理论话语充满策略性及小心拿捏的机巧痕迹。   

福山是在西方政治与理论语境中进行的反思性写作，巧妙地将流俗化但又政治正确
性的自由民主体制问题加以回避，而对抗疫模式的具体治理能力加以比较，并在此
“行政性承认”的、偏于中性化的意义上对中国政府的抗疫表现予以肯定。福山在
本质上仍然是自由民主体制的信徒，且他的后续反思也从未直接否定曾经的“历史
终结论”和西方体制的唯一正当性。在顶层的宪制规范性层面，福山仍然是西方知
识分子阵营的一员，并未显示出过分的思想与政治反叛特征。只是他非常善于从经
验比较的层面提出一些针对西方体制的技术性辩题并引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治
理素材加以佐证，以引起西方学界与政策部门的关注。其所思所虑基本仍然是自由
民主制的技术性修正问题，而不是根本价值与结构的反思。福山的思想叛逆性甚至
无法与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相比，后者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与表达已逐步达
到了一种“内在理解”，而且至少从理论范式意义上提供了可与“民主政治”相对
话的中国体制的范式性概念。 
             
与其同行相比，福山善于将“宪制”问题下沉转化为“治理”问题，将“价值”问
题化约为“技术”问题，以一种政治科学与未来学相结合的方式加以探讨，从而在
全世界赢得读者和影响力。他的师承与写作方式决定了他是西方较为高级的“公共
知识分子”，是具有一定反思性和诚实对话意愿的学者，但绝没有达到真正的思想
颠覆性创新的哲学高度。他就像东西方思想与政治交锋场域中的信使一样，至少起
到了一种节制意识形态对立、引入技术理性对话及尝试有限层次合作的作用，因而
在理论和话语策略上值得加以合理的关注、尊重与接引。

福山的自我反思代表了一种西方学者理论转型的新方向，即跳脱意识形态与冷战思
维窠臼，客观理性看待中国体制合理性与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新世界秩序的清新气息。
但福山独特的理论表达方式以及在西方语境中“乖巧”地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
尺度，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他对中国政治模式的内在理解的深刻程度及其比较政治
研究的思想创见。福山大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译本曾在武汉方舱医院被一名年
轻的中国博士阅读，福山亦在社交媒体转发了方舱读书照，传为佳话。这或许是疫
情危机中东西方心灵间的一种独特对话。

而福山提示的以“政治科学”来比较、评价及改进抗疫治理制度体系与技术理性，
则是各国在抗疫实践与疫情之后的本国制度改革中都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民主意
识形态本身不能取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技术理性，在这场疫情大考中，政府能力是
关键考题，与体制及市民社会有关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如果说病毒来源需要诉诸
自然科学，那么抗击病毒就需要诉诸政治科学。中国体制与中国社会共同塑造、制
约和引导中国的抗疫政府能力的合伦理与合规范的释放及改进。福山的研究视角和
论述节制性或许可以向西方世界展现中国政府能力之制度理性的一面，间接柔化对
中国体制的误解和污名化。我们也应当在政治科学意义上实事求是，讲好中国危机
治理的真实而全面的故事。             

2、自由国际主义：基辛格与美国的全球化力量

新冠舆论战之所以烽烟四起，甚至出现“中国崛起焦虑”，正是在于中国率先战胜
疫情并发起全球抗疫援助，引发了西方本就存在的冷战敌意和体制幽怨，以及对后
疫情全球秩序变革的恐惧心理。这里必然出现西方奉为主流范式的“自由国际主义”
与中国参与其中但逐步自主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秩序合作与竞争难题。
西方恐惧于疫情带来的“后自由主义秩序”下强劲的中国角色。但二战以来的“自
由国际主义”及其全球秩序不仅具有其价值合理性，而且有着一整套制度遗产，美
国试图脱钩与再造以美国为单一中心的新秩序，是对既往制度遗产的政治背叛，中
国则应当充分利用既定全球秩序中的合理价值与制度遗产，以多边主义思维及和平
发展的共享价值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21世纪新纪元。但美国如
何重新面对既定的“自由国际主义”遗产呢？在疫情舆论战中，美国的建制规范主
义的理性声音又该如何理解呢？基辛格博士的新近论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 
2020年4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发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博士的新冠疫情重磅评
论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提出对新冠秩序的“自由国际主
义”理解与应对。同日，95名美国学者与前政要发表《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
的生命》的联名公开信，呼吁中美合作抗疫且以美国为领导者。美国建制派精英的
文章与联名信试图重塑新冠疫情下的美国价值观和全球领导力，但他们能够成功吗？
特朗普主义下的美国可能采纳他们的建议吗？更关键的是，特朗普能够理解他们的
规范主义理想吗？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带来了对二战以来世界秩序的重大冲击，波及全球化的经济、
政治、文化与社会诸多层面。基辛格的思考与写作一贯秉承其偏向客观理性的风格，
既不追求麦卡锡式的冷战主义格调，也不追求福山式的“机巧论辩”风尚。基辛格
没有简单陷入“中国责任”、“中国威胁”、“中国恐慌”式的美国时代症候之中，
而是从新冠疫情对世界秩序的具体影响以及美国立足“领导者角色”的战略应对角
度出发加以评估和建议。文章试图以自身二战经验及美国领导权的历史成就为参照
系，讨论美国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重建领导权的政策要点。基辛格提出了一个“平行
议程”，即新冠疫情的应急管理与“后新冠病毒秩序”的框架规划，一手“救命”，
一手“救秩序”。基辛格认同全球合作抗疫的必要性，但政策建议中显著凸显了美
国领导角色。

基辛格没有参与对美国政府抗疫表现的直接评价，而是体现出一定的肯定立场与规
范期待。在美国的“新时代秩序”规划中，基辛格认为需要从三个领域切入：控制
病毒传染；促进经济复苏；捍卫自由国际秩序。基辛格提醒了一种美国式的“不忘
初心”：启蒙价值观的回溯与坚守。启蒙价值观建立在对欧洲早期现代之开明专制
与重商主义的历史经验反思重构基础之上，以“筑墙城邦”（walled city）为意象
和起点，但全球化收缩到“筑墙城邦”必然危及自由国际秩序和美国领导权，也将
导致全球抗疫失败与混乱。基辛格文章中充满忧患意识，尽管直接的批评并不显露。
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个“美国新纪元”的挑战性问题：二战经验带来了美国治下的和
平与自由国际秩序，延续至今，但新冠疫情的全球性考验是否会给美国“二次机会”
创建新的世界秩序呢？ 
 
基辛格没有清晰提示中国的竞争者角色，没有深入批评特朗普主义，似乎是在向美
国人民与政治领袖发出一个邀请和考验：美国是否还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联系近日美国百名前政要与学者的“联名公开信”对中美合作抗疫的有原则、有保
留的呼吁，可以看出美国精英层对美国展现“抗疫领导权”的规范性期待，以及通
过“抗疫”凝聚美国价值观和世界影响力的“初心”与“使命”。他们对“中国责
任”持保留观察态度，对“美国领导权”持坚守立场。事实上，美国抗疫的国内表
现与全球领导力正处于严重的角色错乱之中，美国媒体、民众与盟友各国持续感受
到特朗普主义的价值与决策损害，而中美的合作抗疫也是在“责任论”与“威胁论”
中一波三折。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秩序变革，中国或许并未做好战略、知识与制度
上对称性的竞争与接管准备，但美国的道义与责任衰退却是不争的事实。基辛格参
与建构并念兹在兹的“自由国际秩序”及改良整合型的启蒙价值观，所遭受的最严
重威胁并不来自于外部性的中国挑战，而来自于美国自身，来自于特朗普主义对
“另类美国”的诠释与重构。

基辛格没有注意到“两个美国”的存在：建国时刻，是积极进取的“联邦党人美国”
与固步自封的“反联邦党人美国”；内战时刻，是“林肯理想主义”的美国和南方
奴隶制的美国；一战与新政时刻，是威尔逊-罗斯福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美国，与传统
孤立主义的美国。美国的主流立国精神，经过“联邦党人─林肯─威尔逊─罗斯福”
的接力建构，至二战末期基本定型。一个理想主义的美国以民主和自由国际法对
“筑墙城邦”（欧式主权体系）进行了规范性批判与超越，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
自由国际秩序，也就是作为基辛格核心理想的国际秩序类型。但另一个美国的力量
从来不可小觑，从反联邦党人到南部种族主义到孤立主义，一脉相承，在美国体系
内长期存在并寻求政治抗争与突破。美国有实用主义与自私自利的强大社会传统，
这一传统对美国在全球的道义责任与帝国价值观构成严峻的威胁。2016年特朗普与
希拉里的竞选，不是简单的国内政党轮替，而是“两个美国”的世界历史竞争，是
美国全球主义与逆全球主义（美国优先）的路线之争。特朗普当选及其内政外交的
结构转型，决定了美国在本次抗疫中的基本价值观与政策立场。
    
以此观之，基辛格对美国“领导者角色”的规范性期待可能是一场无法圆满的精英
迷梦。基辛格意识到新冠疫情正在结束旧秩序，开启新秩序，但他仍然主要将新秩
序寄托于美国当局的道德担当与秩序创造力。他也意识到这一场美国领导力的空前
挑战可能导致美国失败，而失败的结果就是全球性的水深火热（on fire）。基辛格
的“新秩序”其实并不“新颖”，而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重温和呼吁，是对美
国政府道德与管治责任的隐含批评与回归期待。但基辛格的规范议程也许并不能引
起特朗普团队的兴趣，相反，新冠疫情塑造的可能只是一个更加不受牵制的美国
“超级总统”以及更加无规则和理性可循的“无序世界”。美国正在以一种远离
“自由国际秩序”的方式加快其“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建构进程，在美国与世界
之间建立一堵制度“高墙”（high wall），使美国退缩为启蒙早期的“筑墙城邦”。
作为特朗普政绩工程的南部边境隔离墙不过是新版“美国梦”的一个缩影，一个帝
国衰弱后的疲惫归乡意象。全球化的美国时代走向终结，“美国”不再“美”，而
只是“国”。这不是基辛格的“美国梦”，不是其文章中呼吁的“自由国际秩序”
与自由美国，而是特朗普的“美国梦”，是美国的孤僻自我、异度空间与另一种历
史政治存在方式。  
              
总之，基辛格的“自由国际主义”梦想是美国建制规范主义的代表性声音，但很难
成为美国政治共识与政策指导思想。基辛格未能透彻理解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另
一个美国”，更未能突破自身思想局限而理解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角色的文明内
涵与世界秩序构成性意义，从而既难以逆转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内卷化进程，也难
以正确评估和应对中国在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决定性崛起与秩序塑造能力。正确理
解和接受中国与所谓“自由国际主义”的交叠共识以及中国对全球治理秩序的改革
塑造能力，是这一秩序理想“非美国化”而继续维系的关键指标。 

六、半脱钩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愿景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由美苏冷战体系加以定义，但以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为哲学和制
度的基本范式而展开，迄今已有70余年。中国是这一体系的参与者及重构性力量，
从未被这一体系所完全包容及规训，相反则以中国文明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机
结合形态自立发展，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之际提出并完善了关于新世界秩序（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与制度愿景。新世界秩序，诚如中联办原副部长周力先
生近期文章所言，是一种“国际和平发展”统一战线。这一再全球化的秩序愿景，
与中国国内关于民族复兴的爱国统一战线相协调，构成中国在21世纪对人类理想秩
序及永久和平制度架构的智慧方案。这一前景必然挑战美式全球秩序，必然是在与
美国长期的“半脱钩”关系中稳健前进及制度化。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战略自
信、定力及妥当的制度规划。

事实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一直是世界前沿思想家的核心议题。关于联欧主义下的
国际新秩序，主张过“大空间”的施米特曾在1962年的《游击队理论》中引述过毛
泽东的《念奴娇昆仑》诗句予以反思和构想：“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
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
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的“三分天下”战略思想深刻影响了其晚年的对美
外交突破，“还东国”代表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及对全球治理承担适当责任
的正当意志与进取观念。这是毛泽东的“大地法”。施米特在《大地的法》（1950年）
中声称“大地承诺了和平，唯有新的大地法思想可以实现和平。”他所构想及期许
的自然是欧洲传统国际法秩序里的和平，从而对加入了更多非西方因素的新世界和
平缺乏积极思考和应对，甚至心存幽怨。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的国际
治理观与大地法战略，经历了革命思维的浪漫设计与改革思维的经济理性回归，在
新时代则表达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始终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关系而不仅仅是中国作为一个标准民族国家的具体利益
和秩序，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天下主义”哲学视野和政治伦理。对世界负责，而
不仅仅是对国家负责，这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有着清醒的战略性表述。对中国
的“跨国意图”，西方战略圈与媒体的解读存在严重的视角缺陷，即将中国视为一
个类似于既往日本、德国式的霸权国家，从自身历史经验出发相信中国“强则必霸”。
近期美国的鹰派智库与团体的聚会发言显示出一种“世纪幽怨”，忽而“中国崩溃”，
忽而“中国威胁”，已经丧失一种基本的理智与清醒。事实上，“中国崩溃”是鹰
派的主观理想，而“中国威胁”则是鹰派的客观处境，主客观的撕裂造成了美国战
略分析的心智紊乱，其病理表征就是美国情报官员、智库专家与国会部分议员的
“咆哮体”。可见，中国自主性的现代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正当反哺，激起了西方
体系多么大的精神扰动和波澜啊！

从内在逻辑来看，中国的战略哲学奉行着毛泽东时代奠基的某种“太极范式”，即
所谓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样一种战略思维从整体上避免一种直接对抗，
否则就会陷入西方战略构想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种陷阱是一种如约瑟夫奈所
谓的“自我实现”的假想建构型战略陷阱。中国在对美贸易谈判及关键性国际政治
博弈中，坚持自身的主权与核心利益不可触犯，但具体利益和技术性方案可以充分
协商，所谓的“可改的一定改，不可改的坚决不改”。在美国治下的长期和平秩序
中，除了冷战对手苏联，似乎只有中国能够以健全的主权秩序与坚定的全球治理战
略与美国抗衡及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即便是欧洲国家，经历二战后的秩序重组，其
主权与安全实质性“外包”给了美国，造成对美国秩序与权力的日常性依赖。

环球时报在2019年4月30日的社评中以《英国怎样对华为，就应有怎样的回报》为题，
对英国的“华为议题决策”加以分析，指出英国不是一个“完全独立性”的国家，
主权因安全需要“抵押”给美国，其独立自主能力甚至不如前殖民地印度。英国主
权低于印度，暗示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成立美国的“安全殖民地”，而华为问题触及
了这一“安全主权”与“安全宪法”的最敏感地带。一旦英国在安全体系上逐步与
美国分离，则“英美特殊关系”及美国的全球霸权必然出现裂痕和漏洞。事实上，
华为问题在法国与德国的政治决策中也非常敏感和关键，美国甚至威胁降低与欧盟
的情报共享及合作。
     
在“一带一路”的扩展秩序空间中，欧盟面临着中美之间的复杂利益平衡和战略再
定位，可能很难继续维持一种“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传统平衡策略与机巧
做法。事实上大多数国家也是这样思考和行动的。只是经济合作到了一定的程度和
领域，安全问题必然被兼容进来。即便是英国区分了与华为合作的“核心部分”和
“非核心部分”，仍然无法说服美国。问题已经不是技术合作，而是世界体系的选
边站队与政治忠诚。但这种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显著撕裂和张力加大，必然最终
导致美国全球安全秩序的加快崩解，矛盾积累的结果必然是盟友国家的重新政治决
断与选择。
  
这样看来，“一带一路”成了中国盘活内外资源、制衡美国权力、实现中国式全球
化与全球治理理想的一着“活棋”，是欧亚新秩序与中国式全球化的持续、有效的
主要增长点。第二届峰会增加了显著的“欧洲”成分，推动了欧盟整体政策立场的
调整与转变，凸显了中国的议程设定与利益扩展能力，从而在更大的体系与范围内
造成了一种对美国全球秩序的战略性压力和对话博弈能力。不直接对抗，从第三方
寻求合作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承担起人类和平发展的治理责任，将民族复兴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结合思考并统筹推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教
义精髓的辩证理解和创造性的实践运用。
       
总之，“半脱钩”试图建构一种应对中美贸易战“持久化”的理性分析框架，以对
国家民族利益及人类和平发展高度负责的信念寻求在战略上的妥当思考与设计。由
于美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性地位，中美关系之裂变必然引发中国国家治理的
刺激反应，在“一国两制”领域便出现了伴随性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和台湾大选，造
成对“一国两制”主要示范区及未来突破区的观念认同危机，造成对“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的战略性对冲。新冠疫情危机缺乏西方“阴谋论”的充分证据，从目前来
看主要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但西方势力显然对此有政治
利用，而国内政治中的“反建制”力量以及民间性的异议力量受到激发亦出现了一
系列的“反治理”行为。无论是西方的主动带节奏、脱钩还是对国内民众情绪的精
准煽动，抑或国内“反建制”力量的有意政治引导和重新聚集对新时代改革的幽怨
敌意，都需要国家治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有效展开包括信息治理、央地治理、文
化治理、法律治理和共同体治理在内的观念与制度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是立足
新时代基本体制与命题的治理现代化改革。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之路必然是充满风险
与挑战的，目前呈现出的治理危机是长久潜伏积累之内外张力和矛盾的汇聚爆发，
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战略定力、制度自信和改革意志应对危机，从中学习、反思与进
步，以负责任的负重前行，在多层次治理实践中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观念和路径到底是什么的重大命题，共同塑造和见证中华文明的
又一个“轴心时代”。而中美关系及中美“半脱钩”的风险应对，必然是在中华民
族的理性复兴过程中得到有效的理解与调适。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多维CN》、《亚洲政经与和平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等刊物发表，这里提供的是经过整合与扩充的版本。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
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