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制台湾方案的原则性与包容性

仇长根



	
  一、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终极目标为实现国家统一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最早设计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
香港、澳门回归首先实施“一国两制”,并经过20多年的实践,取得初步成功,举
世瞩目。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一国两制”
理论史无前例,是中国对国际“主权和治权”理论的一个伟大创举,其构想在实际
解决港、澳历史遗留问题中,科学地解决了一国之内“主权与治权”的矛盾。大陆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个中国,两制并存,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并没有造成“两个国家”或“一中一港”、“一中一澳”。
习总书记2017年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
典礼上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同时习总书记也讲到,“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
性事业,一国两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这后一句话或许正是今年1月2日习总
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的重要涵义所在,也就是“两制”
台湾方案可以深入探索,两岸可以坐下来讨论,成熟后可以循序渐进展开民主协商,
直至政治谈判。习总书记讲话提到“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探索
“两制”台湾方案,本质是“一国”方案,终极目标是国家统一。“祖国必统须一,
也必然统一”。“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二、“两制”台湾方案中的“主权”问题不适用两岸之间 

  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重要属性,是国家在国际法上所固有的独立处理对内对外
事务的权力。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予。主权也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
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对这一权利予以确认和
保护。因此,从国家属性和国际法概念来讲,毫无疑问,“两岸同属一中”,根本
不存在“两国”之间的“主权”之争,“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从
来就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如今两岸的分裂状况,即“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
产生”,具体讲是国共两党1949年前(民进党1986年才成立)中国内战遗留的历史
问题。由此,未来的两岸政治谈判,不是“国与国”谈判,没有“主权”问题需要
讨论,这是大陆的原则和底线,没有妥协的余地,台湾当局不要存有幻想。 

  2014年9月26日习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指出,“1949年以
来,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
变。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2008年12月31日胡
锦涛在《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话(即“胡
六点”)中同样指出,“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
两个讲话同一个重点是,中国的“主权”不是“再造”问题,而是必须坚持“主权”
不可分割的问题。 

  三、“两制”台湾方案中的“治权”是自家人的事好商量 

  早在30多年前的1983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就讲到:
祖国统一后,大陆不派人去台湾做官,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
管。同时,中共党的重要会议和历届领导人多次呼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
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包括“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包括“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正是由于港、澳、台三地问题不同的历史起因和
不同的客观现实,大陆对于台湾“高度自治”的内涵方面应有着不同于港、澳的战
略思考与安排。 

  习总书记郑重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相信“两制”
台湾模式,定会不同于“两制”港澳模式。2014年9月26日习总书记会见台湾“和统
团体”表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这里所讲
的“具体形式”,应是重要思考点。习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中除
了重复这句话以外,更完整地阐述了另外四个充分,即“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
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
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
到充分保障”。而且,更进一步真诚、务实地提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
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这充满善意和诚意的讲话,显示中共新一代
领导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极大宽容与伟大胸襟。 

  四、“两制”台湾方案需要双方共同解决的三个复杂难点 

  一是两岸对一个中国“主权”内涵的认知存在着的重大分歧。“主权”和“治
权”,是“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核心要素。两岸没有“主权”之分裂,只
有“治权”之分治。然而,目前双方对一个中国“主权”代表的认知南辕北辙。大
陆坚持代表中国主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民党坚持代表中国主权的是
“中华民国”(即“一中各表”)。民进党则完全相反,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
家”,少数极端“台独”势力和组织,企图推动“主权独立公投”及“修宪”、
“制宪”等。当然,大陆绝对不会允许,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民进党当局也不敢
轻举妄动,实施所谓“法理台独”,从陈水扁2000年参选“总统”开始至今,民进
党仍然以1999年为夺取执政权而避开“台独党纲”抛出的“基本方案”《台湾前途
决议文》所强调:“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现状更动须
2300万台湾住民公投决定为定位。因此,探索“两制”台湾方案,需要对上述重大
分歧即“一中”内涵作深入研究。 

  笔者曾在2012年“九二共识”发表20年时撰文提出,“九二共识是稳定两岸大
局的定海神针”。2017年笔者再次撰文认为,“长远思考两岸政治关系,九二共识
需要重新检视”(两文分别刊登于香港《中国评论》2012年第1期和2017年第2期)。
现在看,“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搁置了“一
个中国”内涵这一重大分歧。“九二共识”需要继续深化、完善,以建立一个完整
的两岸遵循的“共同政治基础”,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二是“中华民国主权”与台澎金马“治权”中的台湾民意。从台湾实际情况看,
“中华民国”迁台长达70年,岛内民众希望现有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生活方
式、民主自由”等不要改变;希望现有的“中华民国主权”对台澎金马的“治权”
受到尊重,台湾同胞有尊严。简而言之“自己管自已,台湾人当家做主”。这就引
来台湾的“双主流”民意,即“求和求利”与“维持现状”并存。这个“双主流”
民意反应出来的根本性问题、关联性最大的问题、也是极其复杂难以解决的问题,
即台湾民意既“希望两岸和平,不要对抗,更不要两岸战争,担心两岸战争”;同
时诉求的是维持“中华民国主权”对台澎金马“治权”的现状。当然,除政党和政
客外,多数民众对“中华民国”是怀有朴素的“家国情怀”。 

  因此,探索“两制”台湾方案,需要解决如何在不改变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
让此问题得以妥善处理,让广大台湾民众真正认识到,唯有国家统一后,台湾同胞
才可以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才能使“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有强大祖
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
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 

  三是“中华民国”所谓“主权、治权”与“政权”挂钩。国民党执政时马英九
曾多次提到“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两岸政策。民进党则刻意宣导
国民党当局将“中华民国”带到台湾是“外来”政权,国民党大陆政策是“卖台”。
但无论国、民两党的政治主张及两岸论述如何,蓝绿都认为在台湾要取得执政权利,
都离不开将“中华民国”当作护身符(无党籍柯文哲想冲大位,也称“我国是中华
民国,我家是台湾”),都需要紧紧拥抱“中华民国”,都不敢明目张胆改动“中
华民国宪法”里的“一中原则”。民进党政客心里面都知道,单依靠“台独”铁票
不足以取得政权,因为“台独”可能导致灾难性的严重后果,大多数选民不会支持。
民进党为骗取“中间”选票,以取得政权、维护政权、连续执政,也只能借助“中
华民国”之壳(当然实质也是在掩护推进“台独”路线)。同时,岛内现状呈现国、
民两党为了争夺执政权,从获得更多选票的角度考虑,也都公开反对“一国两制”,
民进党甚至以污名化手段,恶意攻击“一国两制”是中共“矮化、吞并台湾”,时
而制造、煽动、挑起岛内“统独”矛盾。显而易见,台湾各级政权选举是台湾内部
事务,大陆不会干预。但台湾政党政治及政客将“中华民国主权”与岛内“治权”、
“政权”三权“捆绑”这一特殊政治问题,无法与两岸关系脱离。因此,在探索
“两制”台湾方案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这个问题将会比较复杂。 

  五、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几个思考方向 

  1、关于统一前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前言规定:“台湾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
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不管国、民两党谁
执政,不论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谁当政,都不敢冒险改动)。正因为“两宪”
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主权”的原则,暂时搁置了“一个中国”政治内涵,从而达
成“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才使得两岸民间经贸、文化等各领域交流持续进
行。目前尽管国民党强调“一中各表”,尽管民进党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不可
否认的事实是,“九二共识”经过两岸有关方面明确的授权(大陆海协会、台湾海
基会)认可,其核心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应共同努力谋求统一。2013年先后举行的“习连会”、“习吴会”,对体现一
中原则的“两个宪法”,有比较接近的相同认知。习总书记强调:“增进互信,核
心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
一致立场”。连战、吴伯雄回应均表示,“两岸各自法律、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
则,台湾固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中框架下的两
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可见,双方以“一中框架”或“一中架构”定位
两岸关系有初步交集,已有两岸“分治”聚焦的法理基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中华民国宪法”。故统一前的“中华民国”,仍然有遏制“台独”的阶段
性使用价值。 

  2、关于统一后“中华民国”的政治定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质上
完成了对“中华民国主权”的“事实继承”。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从“法理”
上得到解决。然而客观上“中华民国”迁台对台澎金马地区拥有实际的“治权”已
长达70年,包括有效管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但无论怎样解读,
客观事实两岸关系不是国家“主权”的分裂,而是两岸“治权”的分离,也就是两
岸只有一个中国“主权”,各自“依法”实施“治权”。因此,在实施“和平统一”
的前提下,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中,对“中华民国”对台澎金马地区的“治权”
问题难以回避,也需要面对、需要解决。是否可以往两岸是“一中框架”里面的一
个“主权实体”和一个“非主权实体”,分别治理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方向来思
考“中华民国”的政治定位问题?自从联合国作出2758号决议后,“中华民国”在
国际事务中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都是“非主权实体”,而且是“极为有限的非主权实
体”。如果允许“一中框架”内同时存在两个“主权实体”,等同于“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不符合一中原则,不符合国际法。而“一中框架”内的“非主权
实体”,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设计,已经在“一中框架”内允许回归后的港、
澳存在着、实践着“高度自治”。因此,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国号不应再存在,
但可以允许台湾以“非主权实体”身份,继续与相关国际组织保持经济、文化及其
它方面的交往与合作。邓小平曾经讲到,“两岸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
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页)。 

  3、关于统一后台湾当局“治权”其内涵尺度。台湾当局对台澎金马地区有效
“治权”70年,已形成一整套的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制度和运行体系,
实际上已经是“台人治台”,高度自治,拥有实际的“司法、立法、行政”的“治
权”。按照习总书记“两岸一家亲”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探索统一后台澎金
马地区的“治权”,如何更加符合台湾实际情况和民众利益,比香港拥有的“治权”
更加宽泛,更有包容性和更有弹性。除了一个中国的“主权”不可谈,其“治权”
内涵的广度、尺度应不会作限制。当然,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不赞成台湾“完
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30页)。是否可以思考在“一中框架”或“一中架构”里面以“台澎金马
非主权实体”的名义,来协商台湾应拥有的区域性“治权”(“是里面,不是下面;
是平等,不分大小”)? 

  2001年经大陆同意,台湾就是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名义加入WTO的。目前
双方互称“大陆当局、台湾当局”,国台办、陆委会负责人见面,乃至“习马会”
在第三地新加坡举行,并未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如果这个思考方向
可行的话,那么可进一步延伸探索统一后台湾“高度自治”的内涵尺度。比如按香
港《基本法》第13条规定,外交权属于中央政府,香港只有在中央授权下,才能行
使部分对外关系的权利。台湾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活动空间如何解决?比如按香港
《基本法》第14条规定,香港的军事防务由中央政府全面负责。而如果真的“大陆
对台湾不派一兵一卒”,台湾抵御外部入侵的军事安全及防务问题、岛内“长治久
安”如何保障及“台独”可能颠覆威胁等如何处置?比如按香港《基本法》第15条
规定,香港回归后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都要报经中央政府
任命(回归前的28任香港总督,作为英王的全权代表,都由英王直接任命)。而台
湾多年来已经实行政党政治,如果定性为“台澎金马非主权实体”,其民选产生的
领导人要不要报经中央政府任命? 

  总之,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内容涉及面广,而且各类问题极其复杂和尖锐。
“两岸双方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凝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
要特别注意把握好: 

  (1)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没有“主权”之争可以讨论。主权是国际法概念,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之间没有“主权”之争。代表中国的“主权”
只有一个,没有讨论和妥协的余地,这是重大政治原则和政治底线。 

  (2)可借鉴“两制”香港方案又有别于香港模式。香港回归是中英两国谈判,
“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也没有商量的余地,也不可以“治权”换“主权”。台
湾问题是两岸谈判,不是“国与国”谈判,“主权”和“治权”也不存在交换。但
台湾当局在台澎金马的“治权”可放开讨论,民主协商,凝聚共识。 

  (3)先易后难,台湾“治权”可先行展开探索。台澎金马区域性“治权”是中
国内部的家务事,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可由
“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荐代表性人士”,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循序渐进地展开
讨论。先将两岸“深水区”中的“治权”议题作为突破口,有了初步方案后再广泛
展开民主协商,第三步才是进入“两制”台湾方案的政治谈判,最终为解决“中华
民国”政治定位问题创造条件。 

  (4)聚合“一中框架”与“一中架构”。应该看清,“九二共识”在台湾不是
一点市场没有;一国两制在台湾也不是一点正面影响没有。去年“九合一”选举
“韩流效应”是明显见证。日前原台湾对外部门负责人欧鸿炼称,“两岸比较可行
的是在大中国架构下完成统一”,此话在台湾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两制”台湾方案有利于共同维护一个中国主权;有利
于遏制“台独”势力膨胀和冒险;有利于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作者为華東師大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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